焦虑的心灵——《达尔文》
文/杨海燕
05年02期
科苑
书名：达尔文（Darwin）
作者：阿德里安·德斯蒙德和詹姆斯·穆尔（Adrian Desmond &James Moore）
出版社：诺顿公司（W.W.Norton & Company）
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达尔文的“纯粹科学家”甚或“反宗教斗士”的形象，那么阿德里安•德斯蒙德与詹姆斯•穆尔合著的《达尔文》将是一味有效的清醒剂。这部厚达七百余页的传记将达尔文重新植入到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之中，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追溯和重建。不管令人高山仰止或者切齿痛恨，达尔文都从一张墙上画像生长成了一株活生生的植物，对他的单面、粗糙、极端化的了解也随之立体和丰润起来。直至阅尽他最终的凋亡，掩卷而思，封面上这位耄耋老者竟然使人产生了一种或许不甚合适的同情。虽说每一位拥有重大洞见的人都必定经历过一番心灵的冲突和磨砺，但是这样的折磨对于达尔文来说，显得尤为漫长和不堪承受。
少年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就全无防备地遭遇了激进主义的热情。达尔文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不过解剖课上那些残肢断体以及外科手术的血腥场面让他十分恐惧和厌恶。相比之下，某些激进医学生的心灵显然强健得多。他们手持解剖刀检查着身体所呈现的死亡，发现停尸房中没有灵魂的居所。爱丁堡是不从国教者的庇护所，甚至是无神论者的策源地。不管是新兴的颅相学，还是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的进化思想，都不乏支持者，并且都与当时最敏感的社会议题密切相关。1826年12月5日，达尔文亲眼目睹普林尼学会的主席威廉•布朗当众撕毁了查尔斯•贝尔爵士的著作——上帝设计出人类的面部肌肉来表达人类特有的感情，从而显示其道德本性，这是无稽之谈。在另一次学会会议上，当达尔文谦逊地宣布自己在海洋无脊椎动物解剖中的两项小小发现之后，布朗开始大谈物质和精神，宣称灵魂不存在，所谓精神只是大脑的活动而已。布朗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没有永生的灵魂，来世的奖惩有何意义？上帝的力量如何显现？教会的合法性何在？社会秩序怎样维持？德行如何得以保证？其间更有人像冲锋队员一样跳起来把正在进行中的会议记录统统划掉。初尝科学研究的单纯喜悦的达尔文被口沫横飞、血脉贲张的一个个面孔给惊呆了：这不是绅士应有的举止，出身中上阶层的他感到一种天然的疏离。
达尔文的医学生涯最终还是无法继续，1828年初他转而被父亲安排进剑桥基督学院学习神学，为将来当牧师做准备。在古老的剑桥，所有的学院头脑和大多数教授都担任圣职，一半的毕业生都将为教会服务，学监们的高压统治维护着正统气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上帝之城”中，达尔文也亲历了种种骚动。一位名叫罗伯特•泰勒的剑桥毕业生在担任圣职五年之后开始反对教权主义，改宗成了“魔鬼的牧师”。他回到剑桥散发和张贴传单，宣称耶稣基督不存在，置疑既定的秩序和权力，公然向校方挑战。事端以泰勒被迫离开剑桥草草收场，但是那些刺眼的语句，以及一个背叛者如何被上流社会责骂和排斥则深深刻入了达尔文的内心。骚动还来自周围的乡村——达尔文曾设想当一名乡村牧师度过余生的地方。他沉浸在自然神学家威廉•佩利所描述的闲适生活中：“春日午后，或者夏日夜晚，我环视周遭，多姿多彩的快乐生命尽入眼帘。”但是农业工人们更容易感受到生活严苛的一面，地主和乡村牧师的财产一再成为他们破坏的目标。有传言他们会借剑桥集市日举行大规模游行，以暴力接管集市广场。尽管由于剑桥当局的威慑，计划没能如期实施，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威胁。
达尔文所经历的上述场景只是传记作者笔下动荡英国的缩影，当他1831年毕业之后造访住在伦敦的哥哥伊拉斯谟时，关于改革法案的讨论正如火如荼。这是辉格党提出的一个法案，试图在财产资格制的基础上扩大中产阶级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尽管没有直接体现下层的利益，但是手工工匠和工人都被动员了起来，不时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伊拉斯谟寓所的窗外是喧闹之声，新闻和新知则在座上宾中流传。不过此时的达尔文正被“热带”两字占据，异地肥厚的绿色通过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旅行记》向他极力招摇。他酝酿“加纳利计划”达半年之久，却由于同伴突然去世而泡了汤。好在峰回路转，他意外地得到了随皇家海军“贝格尔”号自费环球航行的机会。达尔文头脑中充塞着各式各样的观点，以及它们之间迫近的冲突，现在他终于可以离开，用自己的眼睛来张看了。
大海使达尔文远离英国的土地，而两位传记作者却在他与英国的社会生活之间构建起了连接。通过信件往来，改革法案的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反印花税、反新济贫法、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都没有脱离达尔文的视线。当他1836年回到伦敦时，发现自己已经是一名地质学界的新星了，而他的大批动植物标本则急需行家分类和鉴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拒绝了昔日恩师罗伯特•格兰特的援手。达尔文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研究得益于他的指导以及大力举荐，不过他是一名彻底的激进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达尔文拒绝了他，这是他日后诸多意味深长的行为中的一个。
达尔文成为进化论者以及得出自然选择理论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的是他如何小心地隐藏它们以及由此导致的双重生活。进化论所蕴含的一切颠覆意义达尔文都心知肚明，在他的笔记本中，人类的精神、道德甚至对上帝的信仰本身都只是大脑的机能。这与格兰特的激烈言辞没有什么区别，地质学会的保守权威们对格兰特大肆攻击，而达尔文端坐其间、静默不语。这是达尔文思想最激进的阶段，同时他隐藏自己最深：智识生活与自己命定的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注视着可见的真理，艰难地咀嚼着不可言说的秘密。达尔文病了，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他从未远离病榻。雅典娜俱乐部、皇家学会为他敞开大门，上流社会的社交聚会发出邀请，但这些都没能使他留在伦敦。1842年秋，达尔文举家迁到唐村，开始他隐秘的乡绅生活。宅第旁边的路被挖低了，高墙围拢起来，书房窗户上还安装了一面镜子——达尔文监视着每一位访客的到来。“一个焦虑的人”，这是两位传记作者给出的精确定位。与之前的研究者不同，他们致力于“提出棘手的问题，查明私利和动机，将一名科学家刻画为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描绘一个与社会改革带来的狂风巨浪格斗的人。”只不过这种格斗发于内心，也止于内心。
在达尔文十余年后开始着手写作《物种起源》时，他曾感叹道：“自然的作品如此笨拙、浪费、草率、低俗，残酷得令人恐惧，关于这些作品，魔鬼的牧师会写出一本怎样的书啊！”他无奈地自喻为“魔鬼的牧师”，说到自己持有进化论时就像“供认一桩谋杀罪”一样。可实际上当《物种起源》终于问世之时，进化这个原本散发着街巷暴民以及无神论者气息的基本观念已经不再是颗炸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期，自由主义已经站稳了脚跟，“进化”也染上了“进步”的合法与乐观色彩。不同的阶层在拉马克、钱伯斯以及达尔文的一堆进化论混杂物中翻翻拣拣、各取所需，只要解释得合适，“进化”甚至能得到教会的支持。但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尤其是自然选择机制）的真正理解和接受要再等八十年——偶然性、随机性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语汇，对进步图景的排斥也有悖于流行的时代精神。
达尔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这是英国留给整个人类的遗产。达尔文内心的冲突和磨砺是维多利亚时代各种观念碰撞的反映，不仅如此，他的疑虑、矛盾和痛苦又何尝不是如影随形，至今仍流连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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